蘇格蘭詩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曾寫了一首動物的詩〈寫給小鼠〉(To a Mouse)，其中幾句詩句：「人也罷，鼠也罷，最如意的安排也不免常出意外。」讓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受到感動，並引用《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為其小說的書名，解讀社會與人性中偏執虛偽的現象。
柏林當代藝術中心立面。
柏林當代藝術中心中庭。
故事以美國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為背景，地點則發生於蕭條的鄉下農場，情節簡單，描寫兩個表兄弟－－精明而瘦小的喬治和輕度智障但卻高壯有力的雷尼，相互依賴，為求基本的民生溫飽，隨工作需要到處漂泊，居無定處，然而，縱使在貧困生活中，他們還是保持對於夢想的期待，後來，因為雷尼的社會適應力較差，卻又偏執於毛茸茸的觸感（動物毛絨、毛料衣物、女性的捲髮等），因而發生了許多事端，先是讓村民誤會他要強暴婦女，而後又失手殺死另一位女性，在農場其它工人要追殺雷尼之前，喬治搶先找到雷尼，並在一邊敘說兩人夢想的同時，舉起槍來，結束了雷尼的生命。
在這部有著具象名稱的小說中，史坦貝克運用了許多相對的修飾手法，首先是以美國夢和美國惡夢，呈現三0年代的空虛與自我疑惑，其次則是凸顯人類行為中，悲觀與樂觀，責任與自由的界線，最末則是人性與動物性的相似和相異，例如社會對於弱者的歧視，反而不如雷尼對老鼠的愛惜，又或人與鼠其實有著相通的境況，人類在命運之前無能為力，而位於社會低層階級的市井小民，為追求最低生存條件，不得不與雇主階層的狡猾剝削及種種不公不義的晦暗穢事，艱苦地奮鬥反抗。
第四屆柏林雙年展的策展團隊（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薩伯特妮克Ali Subotnick）沿用了這位文學家「人鼠之間」的觀點，對人生描繪的意象來看待生命的悲劇本質，十分迥異於其他雙年展的風格，希冀讓觀眾由自我的人生體驗出發，正視生命中充滿疑惑、未知或恐懼等樣態，以及思索人生歷程中反抗的努力與妥協的不得已。
展覽的場所也不同於其它雙年展使用大型、固定的建築物室內空間，而以位於柏林城中區的奧古斯特街(Auguststraße)作為雙年展的展示場域，雖然街道名稱曾多次更改，但這個區域正如歷來街名的意義（貧窮罪惡者的胡同或是貧窮巷弄）一般，一直都處於貧困的狀態，並有許多猶太人居住於此，在東西德統一之後，因為便宜的房價，所以有許多藝術家與學生進駐，延續了這個地區往昔漂流、無定所的自由氣息，孕育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的Kunstwerke藝術中心，也座落於此，使用舊有的奶油工廠作為辦公會址。
長達920公尺的街道，由教堂開始，其中會經過公寓、辦公室、工廠、關閉多年的猶太女子學校、KW當代藝術中心，最後結束於墓園，這是一條記載柏林過去的街道，也是一條在任何地方都能發現的平靜尋常街道，參觀的民眾漫步於此，實際踏入當地人們工作、休閒、活動的空間，並且歷經新生和死亡，於是，在觀賞76位藝術家的作品時，他們感受到的不只是2006年的柏林，還有各自的人生狀態。
坎特(Mircea Cantor)的錄像作品《Deepature》。
韋英(Gillian Wearing)的錄像作品《酒醉》(Drunk)。
羅馬尼亞藝術家坎特(Mircea Cantor)的錄像作品《Deepature》，是將一匹狼與鹿的影像放置於全白、人工非自然的畫廊中，狼正虎視眈眈地跟蹤著牠的獵物，在無聲寂靜的空間中，作者再現了動物界的弱肉強食，而觀者則因為鹿的安危而感到緊張。
韋英(Gillian Wearing)的作品則描述了人性脆弱不振的一面，《酒醉》(Drunk)紀錄了一群酒癮者在倫敦東區的生活片段，刻意留白的背景，正好以一種近似實驗檢視的方式，映襯其複雜深沈的內心世界，無法自主的精神狀態，未知或是刻意地被酒精控制，希望以酒除去不快的情緒，酒精卻讓極度自我憎惡的情緒釋放出來，甚至引發抑鬱症，兩者以糾結的方式形成難以釐清的關係。
諾曼(Bruce Nauman)的《老鼠與球棒》(Rats and Bats)是由6個電視螢幕與透明的塑膠箱裝置而成的作品，作者於螢幕中充滿憤怒的不斷以球棒擊打著不明的袋裝物體，另一個螢幕則是老鼠倉皇奔逃的影像，觀者會因同時接收影像而將原不相關的事件時空連結在一起，也會因此產生一種同理的無助心情。
在拜倫(Roger Ballen)的作品中，所有人物形象和空間均出自於實際生活，然而經過作者對於畫面的組構後，卻呈現一種超乎人類可以掌控或是道德可以承受的怪異感，以及生命過程中一般人們較少觸及的毀損和潰敗面向，例如《鼠人》(Rat Man)一作中，原本只是單純的元素，裸身的男人緊握著一隻尚未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情的老鼠，卻給予觀者一種近似恐怖片的緊張氣氛。
波蘭藝術家坎陀(Tadeusz Kantor)的《長椅上的男孩》(The Boy in the bench)，是在前猶太女子學校中放置一個坐在課桌前正專心聽課的小男孩雕像，企圖讓觀者與展場的歷史產生串連，建於1927年的學校，大戰後被東德政府收列管轄，一直要到柏林圍牆倒塌後，才重新歸還猶太人並開始招生，然而卻因為人數不足而再次關閉，一直到此次雙年展才重新開放大眾入內。
《鹿特丹–羅斯托克》(Rotterdam-Rostock)是記錄荷蘭藝術家禮荷(Erik van Lieshout)以兩個月時間騎自行車跨越荷蘭與德國，其中除了藝術家的個人生活點滴與途中的所見所聞，有如女朋友決定分手的私事，也有對於城市與鄉村、民主社會與前共黨地區的觀察，影片特別選擇在路旁工地的貨櫃裡放映，表達在生活和街頭中發現人們生活的真實樣貌，呼應作品的調性。
諾曼(Bruce Nauman)的作品《老鼠與球棒》(Rats and Bats)。
禮荷(Erik van Lieshout)的作品《鹿特丹–羅斯托克》(Rotterdam-Rostock)。
拜倫(Roger Ballen)的作品《鼠人》(Rat Man)。
坎陀(Tadeusz Kantor)的作品《長椅上的男孩》(The Boy in the bench)。
展覽的主軸依循著史坦貝克小說的描寫態度，非採用道德標準對事物作出評斷或甚至指責，而是以自然寫實的刻畫，映現人性黑暗的面向，或是再現人類遭自身發展出的制度反噬所造成的悲劇，不但是對於大時代樣貌的一個投射，顯示命運中必須面對衰竭與腐朽的不可避免性，也給予觀者更多元、寬容的價值思索。
文／高子衿
圖／柏林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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