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白話文」？白話字可以說是台灣白話文運動的開路先鋒。白話字又稱為教會羅馬字，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所推行的一種用來書寫台語的文字，是一種羅馬字書寫系統，由馬雅各醫生於1865年自福建引進台灣的。
白話字經過數十年的推廣和錘鍊，到了1920年代終於有了初步的成績。到日治末期，出版的字數累計超過數百萬字。（接21期）
（二）白話字西來（1885—1895）
1884年，清廷與法國之間為越南主權問題而爆發戰爭，此戰爭亦波及台灣。法國派遣艦隊強行進入基隆港，隔年，又佔領澎湖，控制台灣海峽。清廷為強化東南沿海的防務，同時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於1885年將台灣自福建獨立出來設省，並任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伴隨台灣建省，行政區劃再次調整，全台從南到北分為台南、台灣和台北三府，一台東直隸州，以及淡水等11縣，基隆等3廳。劉銘傳接任臺灣巡撫後，踵繼沈葆楨、丁日昌（1823—1882）之現代化步伐，實施了多項改革，積極整頓軍備，構築防禦措施，並實施人口普查、土地丈量。為了推動改革，劉銘傳設立三十幾個機構來從事這些工作，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稅釐總局、腦務總局、茶釐總局、鹽務總局、煤務局、輪船局、撫墾局、官醫局等一系列管理機構等等。此外，台灣在1891年有了中國第一條官辦鐵路（基隆——新竹），南北更普設電報，甚至可通達福州，同時也設立郵政與新式學堂，台北城裝設路燈。在劉銘傳的積極治理下，臺灣成為當時全清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清治末期的20年，台灣的洋務運動基本上是成功的。
鴉片戰爭以後，清廷被迫簽訂天津條約，開放淡水、雞籠、臺灣（今安平港）、和打狗等港口通商，並且允許宣教師來台傳佈基督教。於是各國勢力也紛紛侵入臺灣，貿易漸擴及世界各地。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長老教會最積極，影響也最大。台灣南部主要是來自英國的長老教會，著名的傳教士有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等人。北部主要是來自加拿大的長老教會，著名的傳教士有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等。
台灣府城教會報
文學運動常常跟隨著語文運動而來，不然就是結合在一起而同時推動的。台灣第一次白話文運動開始於19世紀下半葉。嚴格來說應該是從1885年7月由巴克禮牧師創辦的《台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Hú-siân Kàu-Hōe-Pò）開始的。它是台灣的第一份報紙，而且完全以台語白話字印行，自此台語白話文才正式有發表的園地。雖然它的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傳播福音、啟迪民眾與教內的聯絡，不過，連帶的也帶動了語言書寫的革命。巴克禮牧師於第一張裡以白話字發表了發刊辭，提到學習白話字的目的與利益，即呈現了進步主義意義與實踐：
阮過--來chit-peng是因為ai傳天國的道理，予人bat上帝來得著救。所傳的道理long是聖冊所教示--e；若毋是聖冊的道理，阮毋敢講。所以阮tauh-tauh苦勸恁著讀冊來看聖經，向望恁nan久nan bat上帝的道理；亦毋免的確倚靠牧師抑是傳道理的人來講道理予恁聽；因為恁本身看聖冊，受聖神的感化，雖然無人來教示，恁猶久會知上帝的旨意。可惜恁本國的字真oh，少少人看會曉--得。所以阮有設別物的法度，用白話字來印冊，予恁眾人看較快bat。亦近來ti chit個府城阮有設一個印冊的器具，通印字親像chit號的款式。今阮向望恁眾人beh出力學chiah的白話字；後來阮若印sim-mih冊恁long會曉--得看。人m-thang 拍算因為伊bat孔子字所以毋免學chit號的字；亦m-thang看輕伊，講是囡仔所讀--e。兩樣的字long有路用；不過因為chit號較快亦較明，所以人著代先讀伊。後來若beh續讀孔子字是真好；總是白話字著較代先，驚了若毋讀，恁be曉--得看阮別日所印--e。所以阮苦勸恁眾人，入教以及聽道理的人，男婦老幼，bat字，m-bat字的人long總著緊緊來學。親像an-nin 恁就會曉--得讀chit號的教會報kap外冊kap聖冊，向望恁的道理nan深，恁的德行nan齊備。（《Tâi-Oân-Hú-siân Kàu-Hōe-Pò》，te it tiun）雖然提倡白話字基本上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義的，是宗教運動，但是語文的改革與傳播，則隱涵了文化的革命意義。例如，劉茂清發表於1886年2月《台灣府城教會報》第7張的一篇文章〈白話字的利益〉一文中提到諸項白話字的好處，即是進步主義的宣揚：
1.白話字會幫贊教會興旺；
2.白話字會ho.女人有智慧；
3.白話字會ho.逐等做工的人會曉讀聖冊，kap知濟濟項的代誌；
4.白話字會ho.人較快bat孔子字；
5.白話字會ho.人快著冊；
6.白話字會ho.散鄉人的子弟有智慧；
7.白話字會ho.無受教化的人變做有學問，舊底無字變到有字；
8.白話字較快bat，ho.人較快進步。這種革命雖然一時無法撼動主流的漢文書寫及之後的日文書寫，但是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於清領末期（1885—1895）期間，除宗教報導與福音傳播之外，《台灣府城教會報》也刊載了一些宗教詩和稍具文學性的短篇報導。例如，聖詩歌、〈北港媽的新聞〉、〈佇恆春縣行遊傳道〉、〈迎佛冤家〉等。經過三十多年，台語白話字文學的第一次高峰終於在1920年代來臨，單行本的台語小說集、散文集相繼出版。戰後，白話字書寫系統轉變為漢羅書寫，隨著語文運動的推展，台語文學的第二次高峰亦於1990年代宣告來臨。這時期的重要作家更多，文化動能更強大，儼然台灣母語文學時代的來臨。
何謂「白話字」？白話字可以說是台灣白話文運動的開路先鋒。白話字又稱為教會羅馬字，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所推行的一種用來書寫台語的文字，是一種羅馬字書寫系統，由馬雅各醫生於1865年自福建引進台灣的。他在台南設立了傳教的本部，並以台語傳教，教導台灣人以羅馬字來閱讀聖經。雖然17世紀上半葉，台灣的白話文曾照射出微曦，但是現在新港語、虎尾語、淡水語已經成為死語。目前台灣人所熟知的台語書寫是從19世紀開始的。第一本白話字的新約聖經《咱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新約》是在1873年由馬雅各牧師編輯出版，第一本白話字的舊約聖經《舊約的聖經》則是在1884年出版。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任駐台宣教師偕叡理牧師（即馬偕），於1893年出版一本台灣腔的《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n Vernacular)，此外，最廣為人使用的白話字字典《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是甘為霖牧師於1913年出版的，這些出版品對白話字與基督教的推展起了極大的催化作用。
除了白話字文學的興起，漢文創作到了此時期，可說達到空前的繁榮。台灣經過兩百多年的經營，產生了地主階級，地主又將資金投入米、糖、茶、樟腦的國際貿易，於是更有餘力培養子弟讀書，進而產生士紳階級。遊宦文人與本地詩人紛紛結社聯吟，大大促進漢文學的發展，台灣的漢文學自此才真正的可以與中國並駕齊驅。自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外國現代文明的引進，文學作品裡也反映對新思潮與機器文明的渴慕。此外，台灣的內憂外患接踵而至，這些知識份子眼見家國隨時在風雨飄搖之中，因此激起保鄉衛民的鄉土意識，並將此意識也反映在作品裡。此時主要的漢文作家有蔡國琳（1843—1909）、吳德功（1850—1924，著有《瑞桃齋文稿》）、施士洁（1855—1922，著有《後蘇龕合集》）、許南英（1855—1917，著有《窺園留草》）、丘逢甲（1864—1912，著有《嶺雲海日樓詩鈔》）、洪棄生（1866—1928，著有《寄鶴齋詩集》）等人。
五、日治時代（1895—1945）：台語文學的試驗與消聲
（一）台灣民主國（1895—1895）
1895年，由於甲午戰爭敗給日本，中國清朝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與日本。這是台灣第5度淪為外來政權手裡。消息傳來台灣人民悲憤異常，希望清廷能改變態度，但遽聞代表清廷的李鴻章稱台灣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之地，棄之並不可惜。台灣人民為了自救，遂於1895年5月25日，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推舉巡撫唐景崧（1841—1903）為總統、劉永福（1837—1917）為大將軍、丘逢甲為義勇軍統領，並發表宣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希望藉此引發國際干涉，使台灣免於被割讓。
5月29日，日軍在於澳底（今之台北縣貢寮）登陸，6月3日一攻陷基隆，唐景崧和丘逢甲等首腦便爭相逃往中國。於是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雖然民主國和日軍發生不少血戰，但到了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於是日軍佔領台南。這個短命政權只存活184天便壽終正寢。這時期的漢古典文人，於此國家存亡之秋，無不悲憤異常，發於文辭則慷慨激昂，滿懷悲情。
（二）日治時期（1895—1945）
1895年10月下旬，日軍一佔領台南，台灣民主國瓦解，於是日本佔有台灣，開始糖與鞭的殖民統治。1895年，日本殖民政府佔領台灣之後，就隨即設立學務部，其語言政策在於使新領土（指台灣）的人民馬上學習日語。隔年，公布「國語學校規則」，並於全台廣設「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於是，台灣官方的書寫和教育體制的教育用語遂由傳統漢文轉變為日文。整個日治時期的文學書寫就形成了日語、華語、台語，還有漢文言文各擅勝場的局面。其中台語文則分別用兩種不同的文字系統來書寫，一是白話字，一是漢字。
白話字經過數十年的推廣與錘鍊，到了1920年代終於有了初步的成績。到日治末期，出版的字數累計超過數百萬字。就文學而言，單行本的文學創作集就有小說《俺娘的目屎》（1925年出版）、《出死線》（1926年出版），散文《十項管見》（1925年出版）等，單篇的小說、散文、詩、戲劇也為數不少。由以上得知，於1920年代，華語白話文書寫開始嘗試之前，白話字書寫的台語白話文就已經累積極為可觀的數量，更何況20年代華語白話文長篇創作尚未出現，而台語白話文就有單行本的小說、散文集的出版。這些長篇創作都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先聲。只因為白話字一直在教會圈內使用，而鮮少為圈外人所悉，故其文學成就也就被忽略了。這時期的白話字重要作家有蔡培火、鄭溪泮、與賴仁聲等人。
蔡培火（1889—1983），散文家、社會運動家、教育家，字號峰山，出生於雲林縣北港鎮，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第二部畢業。曾任《台灣青年》發行人兼總編輯、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1910年代中期受日本近代化文明的洗禮，成為強調新文化新思想的啟蒙知識分子。1920年代提倡用白話字書寫台語，打算將簡單易學的白話字推及社會，普及知識與啟發民眾，作為社會改革之工具。蔡培火是有意識將白話字應用於社會啟蒙的第一人。終其一生，蔡培火為了推廣白話字／臺灣話，先後使用或發明了三種表記臺灣話的方式：羅馬字、假名式、注音符號，此外還創作不少台語歌。著有台語白話字散文集《十項管見》(Chãp-Häng Kóan-Kiàn)，提出十項社會改革方案，可說是日治時期重要的議論性散文(essay)著作。另所編纂的《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是戰後第一本台語工具書。
鄭溪泮（1896—1951），牧師、作家、作曲家兼作詞人，出生於台南縣永康蜈蜞潭，台南神學院畢業。曾任里港教會與嘉義東門教會牧師、高雄中會議長、《高雄基督教報》、《教會新報》主筆，並於屏東開設活版所，名為「醒世社」。出版有《出死線》（上卷），是一部自傳性的基督教小說。下卷已接近完成，但因太平洋戰爭，美軍空襲屏東，原稿就在轟炸中被燒毀了。《出死線》是一部鄭溪泮自傳性的家族小說，書中主要人物貫穿三代，用小說的形式寫出至勤一家三代因信仰上帝，作主的事工，藉由寬恕、忍讓、誠信、仁慈的美德，實踐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模範家庭。可說是台灣重要的宗教小說之一。
賴仁聲（1898—1970），台中人，本名賴鐵羊，曾任楠梓教會、清水教會、二林教會、萬豐教會牧師。出版有《俺娘的目屎》（1925）、《刺仔內的百合花》（1954）、《可愛的仇人》（1960）等小說，為出版最多白話字小說的作家，小說具有濃厚的宗教性與社會性，描寫的多為一般的庶民生活，或因信基督後得救的故事。《阿娘的目屎》描寫一個叫做天賜的青年人，忤逆毆打父親、凌虐妻子，素行放蕩無度，甚至殺人犯罪，讓母親傷心流淚，但是信主以後，受感化而悔改向上，最後和家人團圓的故事。《十字架的記號》這本小說原發表於1924年，戰後擴大成為更長的《刺仔內的百合花》，是一部書寫浪漫愛情、兼歌誦信基督得救、得著婚姻祝福的故事。內文有很長的篇章引述聖經對於愛、戀愛、性愛、亂倫之愛的教訓，可說是一本基督教婚姻大全。《可愛的仇人》也是一本頌揚基督恩典的小說，描寫福財、蘭香與清全因一時的貪歡墮落，後信守基督的教化而得救的故事。賴仁聲可說是台灣重要的宗教小說家。
到了1920年代，漢字書寫在台灣約已有260年的歷史，但一直是文言文系統，非一般庶民可閱讀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民主自由的思想、美國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日本大正民主潮與中國五四運動深深影響著台灣的知識份子。為了啟迪民智、振興民族、破除迷信、提升文化，必須要有一種文體讓民眾易於閱讀、看報紙、寫信、寫書。雖然當時教會內的台語的文字化問題已經解決，蔡培火推動羅馬字也頗費了一些苦心，不過當時的知識份子死抱漢字情結，致使用台語羅馬字書寫不被重視而無由發展。所以，中國當時流行的白話文就被移植到台灣來。
當時有許多文化界人士寫文章提倡華語白話文，1922年1月20日，《台灣青年》第4卷1號登載陳端明所作〈日用文鼓吹論〉，文內明確指出文言文的缺失，主張使用白話文啟發民智，是台灣第一篇提倡白話文（華文）的文獻：
夫現代文（指文言文）之弊害，在乎以難知為能，競尚華麗，卻沒真意是也。……第一、不得十分發表自己之思想。第二、至今數千年間，古人所遺雜言巧語者不可勝數，學之既難，又不得普及，是文化停滯之原因。第三、善守古事沒卻進取之氣象，為民國元氣喪沮之本。……何以改革？在鄙人之見，即廢累代積弊，新用一種白文，使得表露真情，諒可除此弊。
接著黃呈聰和黃朝琴於1923年1月的《台灣》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漢文改革論〉響應，才掀起「白話文運動」。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報導白話文在中國發展的情形，並鼓吹台灣推展白話文的必要性：
我今年六月有到過中國的地方，看過了這個白話文普及的狀況，一般得著便利很大，更加確實感覺有普及的必要。這個白話文，不但是民國採用做國文，使全國的學堂，將這個文編做教科書，以普及全國的民眾，其他新報、雜誌、著書、譯書大概也都是用這個白話文做的。所以這個白話文，不是一部分好奇的人偏要用的，現在已經普及到全國，在社會上有一個大勢力。
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勸告台灣人不要寫日文，摒棄古文，用白話文寫信及演講。
雖然張我軍（1902—1955）不是台灣新文學首創人，也不是白話文的發起人，卻是1920年代真正建立起台灣文學必須以白話文為書寫工具的旗手。張我軍於1924年4月21日的《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批評那些守舊的古典漢詩人「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璧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1924年11月21日又於《台灣民報》發表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而引發新舊文學論戰。12月11日又發表〈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大力批判連雅堂。1925年1月2日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呼籲，說用白話文來書寫文學，才能寫出優秀、有價值的文學：
國風與楚辭，便是古文大家也無不稱讚，然而裡面多用里巷猥辭，土語方言。況且韻文之中，最能流傳的，也大都是白話的。就是小說也是以白話作的最有留傳的價值──如紅樓夢，如水滸傳等等。我們推白話為文學的正宗，全沒有什麼奇怪。現在各國的國民文學，非常之昌盛，他們所用的都是白話，我們如欲普遍國民文學，則非絕對的用白話不可。 1月11日接著又發表〈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極力批判當時台灣詩壇盛行的擊缽吟為「詩界的妖魔」。張我軍這一連串的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而引發新舊文學論戰。自此，除了日文外，中國白話文在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未發生以前，漸漸成為台灣新文學作家寫作的主要用語。
日治時期漢字系統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話文論爭開始於1930年。其實早在1914年「台灣同化會」成立時，蔡培火即向該會提議推行，可惜該會幹部反對，而未能實現。1923年12月11與21日，蔡培火於《台灣民報》發表〈新台灣的建設與羅馬字〉一文，提倡欲建設新的台灣必須推廣羅馬字。連溫卿於1924年發表〈將來的台灣語〉，呼籲抵抗日本政府言語壓制政策，檢討台灣話的機能，強調要設法保存台灣話，並加以整理，來壯大台灣民族文化。此外，1925年蔡培火出版白話字散文集《十項管見》，鼓吹並親自實踐白話字書寫，其中第二章〈新台灣kap羅馬字的關係〉有關推行羅馬字的目的與優點可歸納如下﹕
1.漢字太難學，羅馬字簡單易學；
2.漢文與日本的國語都難學，先學國語，普及教育無望；
3.先學台灣話的羅馬字，可擁有自修的能力，又有助益於國語與漢文的學習；
4.不識國語或是漢文的人，可透過羅馬字來習得知識；
5.漢字標記台語有不足之處；
6.羅馬字是普及教育與學習其他語言的基礎。1929年葉榮鐘與連雅堂也發表了有關台語羅馬字文章與整理台語的文章，但都沒有引起太大的重視。直到1930年8月16日，黃石輝（1900—1945）在《伍人報》發表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引爆鄉土文學論戰。
黃石輝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文章裡提到台灣人應該書寫有關台灣人事物的文學，而語言當然就要用台灣話：
你是臺灣人，你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眼睛所看的是臺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臺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臺灣的文學怎樣寫呢？便是用臺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詩，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曲，描寫臺灣的事物。
由於台灣的特殊環境，黃石輝認為文言文不僅是貴族的，白話文亦是貴族的，這些貴族文學沒有辦法為廣大的勞苦大眾所瞭解，因此他主張文學大眾化就要用大眾的語言，書寫以「勞苦群眾為對象」的文學：
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心理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要呢？那就沒有話說了。如果要，那麼，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辦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需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便應該起來提倡鄉土文學，應該起來建設鄉土文學。隔年，黃石輝在《台灣新聞》又發表〈再談鄉土文學〉，於是郭秋生（1904—1980）於1931年7月7日開始在《臺灣新聞》發表33回的〈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主張以現行的漢字為工具來創造臺灣話文，而且定了幾個原則：
1.首先要考據該「言語有無完全一致的既成漢字」。
2.若義同音稍異，應「屈言語的音韻就字的音韻」。
3.若義同音大異，「除既成立做熟語慣行以外，一切要適從言語的音韻」。
4.若字音與語音相同，字義與語義不同，或是字音與語音一致，字義與語義也相近，不過字義容易受誤解者，都不適用。
5.欲補救這些缺憾，就應該創造新字來就言語。由於郭秋生呼應黃石輝用台灣話文創作鄉土文學的觀點，這才正式點燃台灣話文運動的炸彈。
這次的台語文論爭大約從1930年8月到1934年4月為止，將近4年。支持派是從普羅大眾的角度出發，反抗日本文化的殖民和中國白話文，思用台灣一般民眾最容易理解的話文來啟迪民智，所以黃石輝才提倡「用臺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詩、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曲、描寫臺灣的事物」，鼓吹釘根本土的鄉土文學。整個論戰的篇目至少有80篇以上，支持台灣話文的，主要有黃石輝、郭秋生、鄭坤五、黃純青、李獻章、賴和……；支持中國話文的，主要有毓文、克夫、點人、賴明弘、越峰……。後來演變成支持台灣話文派花功夫在台語漢字造字的問題上，反對台灣話文派鄙視台語無法成為文學語言，而且無法普及整個中國等等問題上打轉。1937年，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政策、官方禁絕報紙刊登漢文欄，台灣話文論戰無由為續，炮火遂漸消聲匿跡。
此次的論爭比諸1885年白話字的倡導更具火藥味。不過，此時期的台語文學成果卻乏善可陳。除了風行的歌仔冊、流行歌謠與口傳文學以外，只有賴和（1894—1943）、黃石輝、楊華（1900—1936）、許丙丁（1900—1977）、蔡秋桐（1900—1984）、楊守愚（1905—1959）、張深切（1904—1965）、吳新榮（1907—1967）、蘇維熊（1908—1968）等作家試用台語來創作文學，而且無任何的漢字台語現代文學作品集出版。
文言文的重要作家有洪棄生、胡南溟（1869—1933）、林朝崧（1875—1915）、連雅堂（1878—1936）、王有竹（1866—1930）、林資修（1880—1939）、林景仁（1893—1940）等。重要作詞家有陳君玉（1905—1963）、周添旺（1910—1988）、李臨秋（1909—1979）、陳達儒（1917—1992）等。
（待續）
文‧圖／方耀乾（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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